为华人而生---追忆美国宣教士纪贵平(Ellen Marie Giebel)

 

1922年8月24日在中国烟台有一婴孩诞生,她的父母是一对从美国来的宣教士,中国名字叫纪威廉和纪伊迪。他们给诞生的女儿也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纪贵平。纪贵平是家中的第4个孩子,上有两个姊姊和一个哥哥。

一年后,因为母亲纪伊迪的身体不宜继续留在中国,举家便迁回到美国麻州。上小学后的纪贵平经常去附近的北田女子神学院(Northfield Seminary Girls School),坐到礼堂后排听讲员的信息。那些讲员中有些是福音布道家,包括慕迪。因受感动,15岁那年她定意将自己交托给神,到国外宣教。高中毕业后,纪贵平先是进入麻州的美国国际学院(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llege),因课堂上有一些神话故事内容,令她颇为苦恼。一学期后,她转到了父亲曾就读过的密歇根州的霍普学院(Hope College)。不久她再次失望,她发现这个学院的学生多是三心二意的基督徒,带着“父母遗传”来的信仰。就在转学第一年里,母亲因病过世,父亲搬到了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三那年,她为了补在美国国际学院未完成的一学期课,便在父亲新家不远的霍顿学院(Houghton College)补上一学期的课。没想到,这所坐落在乡间的信仰纯正的小基督教学校令她非常满意,于是大四就转学到了这里,完成了学业。

毕业后,她受聘于费城一家长老教会,作主日学资料编辑助理。一年后,她拿到驾照,可以开车在缅因州给36所学校的1000多名学生巡回上圣经课。她很喜欢这份工作,但两年后她听到了神的呼召,要她离开美国去作一名宣教士。她心里并不情愿去海外,她喜欢自己现在的教学工作,而且到海外宣教意味着结婚的机会更加渺茫。她渴望婚姻,但因为战争,一直在身边没有遇到合适的主内弟兄。对她来说,她不能作选择,还是顺从接受了神的呼召——到中国海外宣教。她得到海外基督使团通知,走前必须先有圣经训练,但因中国内战问题,她必须马上出发,抓住进入中国的最后机会。

纪贵平在轮船上颠簸了56天,于1948年11月到了上海。因为日本人在二战期间把暖气都弄走了,她住的屋子极冷,食物匮乏,有钱也没东西可买。她先在上海的一个宣教机构学了6个月的中文,随后和一个有着火热基督信仰的中国女孩作室友,继续学语言。当时中国共产党不允许外国人教课和旅行,在每个街道口都有大喇叭喊叫,试图为中国信徒们洗脑,强迫他们怀疑自己的信仰。宣教士的生活日趋艰难,宣教工作几乎无法开展,他们被迫考虑搬迁,但是宣教机构根本没有经费供几千名宣教士回到美国。共产党看上了宣教机构的一栋建筑,想把它改成医院。通常,如果他们想要房子就直接占了,但这次不但没占,还付了两、三年的房租,所付的房租正好够把在中国的宣教士迁往外地。宣教士们深知这是神的恩典。

纪贵平来中国才两年半,她不觉得自己当时应该回国,于是转道去了香港,作为难民和其他人一起挤住在一种金属制的军用圆筒房里。祷告中,她再次听到了神的呼召,到台湾继续向华人传福音。但她因为害怕共产党可能攻占台湾,就有点犹豫。在犹豫中,她再次顺从神,向宣教机构表达了想法;而宣教机构因为担心外国宣教士进入台湾会对台湾本土教会产生负面影响,没有答应她。于是她在香港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宣教机构答应她的要求,将她与另一位宣教士一同派往台湾。

她在台湾先开展了三个月的儿童事工,然后在一所女校教英语。她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有个佣人挑唆周围的宣教士反对她,使她不得不离开。她随后到了一个流放囚犯的小镇,成了那地区唯一的白人。几个月里她都无处可住,睡的是教会主日学教室的桌子,后来有家基督徒邀请她住在家里阁楼上。她和一个中国孩子成了朋友,这孩子为她找了所只卖三百美元的房子,宣教机构最终同意把这地方买下来。以后每周六晚上,纪贵平在那里开始了孩子的聚会:学圣经、玩玩具、唱诗歌。

纪贵平所在教会的牧师参与了对台湾原住民的宣教,学当地的语言,并开始将圣经翻成原住民的语言。牧师邀请纪贵平加入此项事工,一路同行。纪贵平的事工主要是针对排湾族。排湾族人接纳了纪贵平,并给她搭了个简陋的木屋,她一个人在里面一住就是八年。每周一到周五,她就和排湾族人生活在一起,进寨子里学习他们的语言;周末回到教会,开展儿童有关事工。

1953年,她的这些日常事工因病中断了。她一病就是六年,然后回到美国治病。医生也没诊断出什么病因。最后,一位香港医生说是扁桃体的问题,马上就把她的扁桃体切除了。经劝告,她再去看医生,以确保无恙,结果又把她的胆囊切了。最终病情减轻,她花了一年的时间康复,而接下来肠胃又出了毛病,还得了梅尼埃尔氏病,一种引起眩晕的耳朵疾病。两年里,她疾病缠身,有时甚至卧床不起,只好雇一个中国女孩帮她。她康复后,重新回到了台湾,在排湾寨子教导圣经,为排湾族和其他部族培训老师。

1960年,纪贵平离开排湾寨子,到花莲的一个原住民神学院工作。她在神学院教了16年,神学院的学生来自十个部族,他们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带领山地教会。在花莲,一家姓曾的台湾人邀请她合租。曾家有第五个孩子时,他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住得也很拥挤。于是,纪贵平就把他们家的一位女孩接到楼上,在自己的房间同住。这个女孩跟着她学会了台语和英语。在那里,纪贵平还教过高中,当乡下小教会的牧师,并多年给监狱犯人传福音。

小时候曾在台湾花莲时受过纪老师属灵启蒙、后来读了神学为主做工的陈昭蓉姊妹回忆说:我们这些当年年龄从三、五岁到七、八岁的小孩就是其中蒙受纪老师顺从神的呼召到远东,为神教导圣经的蒙福小孩之一。从她口中,我们第一次听到上帝、耶稣、圣经这些名词。我想起小时候我们很喜欢到纪老师家玩,她有许多我们从没见过的玩具。但玩了一阵子后,她就招呼大家围拢一起,不管是在院子里逗狗玩的,还是窝在客厅一角跟智慧盘奋斗的,或兴高采烈在地上玩小车车,或芭比娃娃的,都必须放下手头的活动或玩具,聚集到纪老师的身边。她便挂起一块大的白色灯芯绒布,拿出一本大本子,从里面拿出一个个人物,一边将他们轻轻地贴在灯芯绒布上,一边用带着美国腔的台语开始讲一位名叫耶稣的,如何平静风和海,如何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每个小孩都聚精会神地听。纪老师从来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只单纯地讲述圣经所记载的。但福音的种子就这么被植入我们的心田。当年的那些孩子都先后成为神家的一员。

1992年,70岁的纪贵平搬回了美国。她刚回来时不知道要做什么,四处探访老友。后来搬到了麻州的安城,这里是个大学城。她来不久就成为华人教会的会友。在华人教会中,大人们都称呼她“纪老师”,孩子们都叫她“纪奶奶”。她对人说,她外面是美国人,里面却是中国人。她在那里热心给中国学生们传福音。她还常在讲台上服事,我们时不时会邀请她在主日崇拜中用中文讲道,但她经常跟我们说:“对不起,我的中文讲得不好。”实际上,她的台湾话讲得比国语要好得多了,因为她在台湾住了几十年,一直在那里宣教,参加华人教会的妈妈祷告会、姊妹祷告会;常年一对一带人查经,帮助他们的灵命成长,解决家庭问题、夫妻问题。对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她也常伸出援手。她把家里的床垫子都给了学生,自己却常年睡在沙发上;她自己用的毛巾都很旧,却舍得买一捆捆的毛巾送给学生们。她也请新来的中国学生到家里吃饭,与姊妹们去周六的Tag Sale买家具给新生们。

一批批学生离开这里,一代代同工远赴其他工场,但提到纪老师,无不对神充满感恩。曾是安城华人教会长老、如今是欧洲基督教华侨布道会总干事的吕子峰牧师和钟凌师母回忆说:当我们的两个孩子都还很年幼的时候,接手负责教会事工,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很多时候感到措手不及、精疲力竭。13年中,纪老师一直在背后以祷告、肯定和鼓励的言行来支持我们。当我们与纪老师分享神呼召我们要离开安城到欧洲参与宣教的时候,她一开始是不赞同我们的。她说:“安城需要你们留在这里服事,叫他们找其他人去吧。”但最后,纪老师同意了我们的决定,并给予我们祝福和全力支持。我们将要离开安城去英国的前几天,纪老师和我们一起去参加安城第一浸信会的祷告会,分享我们得到的“神恩泽侨胞,福音遍全欧”的异象。祷告会结束以后,纪老师照例过来跟我们说话。这一次她是给我们一段告别的话:“真好,你们回应了神的呼召。现在我很为你们高兴,我知道你们的服事会很有果效的。我跟随主这么多年,快走完我的路了,当然其中有各式各样的艰难困苦。不过我回头看时,真心可以这么说,这路上全是喜乐。你们将来也会遇到很多难处,但是一定要相信神的保守和供应。我会记得为你们祷告。”每当我们抽时间停下来,回顾这些年服事主所走过的路,就会不由地惊叹纪老师所说的话是何等真实。“全是喜乐!”我们能想像,等我们与纪老师在永恒的天家再次相见的那一天,她还是会重复这句话。

2007年,她意识到在公寓里也行动不便了,就搬到了宾州Quarryville的长老会退休之家。的确,她有很多孤独的日子,但她每天都信靠主。她在Quarryville结识了很多年近黄昏的宣教士,他们分享了宣教时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有趣的是,她教过或是照顾过的台湾朋友多次拜访她,或是打电话叙旧。在退休之家,纪贵平对周围的人是个美好的见证,许多人定期拜访她,向她讨教。她从未忘记神是她的源泉,总是充满感恩。

2015年2月25日纪贵平安息主怀,享年93岁。她虽歇了这世上的劳苦,她的信仍旧借着受她生命影响的人继续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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